
墨西哥龙
走进香港艺术馆3楼的展厅,就看到好多只造型怪异、五颜六色的古怪动物,出现在每一个展区的入口,像一些被临时召集起来的门神。这些与现实中的动物既相似又相异的形象,很多都是被掩埋了千余年的死物,却有着活生生的面孔,所以它们的文物特质多少被淡化了,整个展厅看上去更像是世界各民族远古神话世界的模拟再现。“神禽异兽——大英博物馆珍藏展”就是这样一个既好看又有着丰富内涵的展览,在主要以古文物构成的展览中,表现出少有的活泼感。
除了神禽异兽或俏皮或狰狞的面目本身就很生动,布展的方式也为这种引人入胜的效果出力不少。据香港艺术馆一级助理馆长林婉雯介绍,这样的安排是经过特意设计的,他们选出一到两个神兽作为每一个展区的主题动物,并将规格较大的一件展品置于展区的显眼位置,“使观众一走进展区就能感受到戏剧化的氛围”。虽然这些来自四大洲、四大古文明的展品本身就足够精彩,但是展览并不是简单地将它们一一陈列,而是通过对参观路线的设计,带领观众进入一个介于现实与虚幻之间的有趣而复杂的世界。展厅中部的走道将一共9个展区分隔为左右两部分,走道两侧,两排似牙似角的直立装饰向内合围,使之成为一个半封闭的空间,走道尽头的投影慢速循环播放着展品图片。“这就仿佛进入了《约拿书》中约拿堕入鲸鱼腹中的场景。” 林婉雯说。
去年6-10月,由大英博物馆策划的《神禽异兽-大英博物馆藏珍展》率先在韩国展出,今年移师香港艺术馆,展方对布展方式作了大幅改动,将总共170件展品归纳为9部分,分别为“正或邪:龙与蛇”、“权力与涵意:凤凰与神鸟”、“孰真孰假:独角兽与狮子”、“世界以外:鹰头狮身兽与客迈拉怪兽”、“游离生死之间:狮身人面兽与半人半兽”“、来自海洋的威胁:美人鱼与水怪”、“是人非人的怪兽:半人马与半人兽”、“天上人间:神灵与天使”和“畏惧与庇佑:蛇发女妖和邪灵”。为了配合主题特展,香港艺术馆还从自己的馆藏中选出精品,在另一个展厅特别策划了“遨游天地——中国瑞兽珍禽文物”展,探讨自古以来动物纹饰在中国艺术品中所表现的意涵。为“神禽异兽”展提供全部展品的大英博物馆总监尼尔·麦克奎格尔因此感叹,同样的展品,在中国香港与韩国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展览。
尼尔·麦克奎格尔希望,通过这个精心策划的有趣展览,能够引领观众思考一些“普世的问题”,比如在人类可见的范围以外的世界,是怎样的一番光景?我们如何认清世界的意义,解释种种奥秘和危险?人性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虚幻,什么是现实?人类如何创造虚构的生物来填补自身的需要?无论是单纯地去看那些奇奇怪怪的神兽,还是通过它们进一步去思考人性的本质,都能在展览中得到乐趣。
寄托人类需求的异兽
自文明诞生之日起,大自然的一切生长、变幻和湮灭的现象,就与人类的命运互依互存。当人们遇到自然间超越常识的谜团和难以抗衡的灾祸,想象一个超越人自身能力的异兽,或者将现实中存在的动物神化,便成为一种最直接的应对方式。
在峇里岛,人们想象一种形似狮子,却长着翅膀的守护兽,它法力高强,能够充当人神两界的通灵者。名为《峇里飞狮》的彩绘木雕,便是19 世纪中期峇里皇室建筑的一部分。这只飞狮面朝下方、双目圆睁、嘴露獠牙,据介绍,它可能曾被用作皇室迎宾亭屋顶柱梁的支撑基座,栖息在彩绘天花下的雕花横梁上,守望和保护着下方进行的活动。除了庇佑现世福禄,人们希望在死后仍然继续享受美好的生活。
许多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镇墓兽,它们看上去往往凶神恶煞,那是为了吓退威胁墓穴的鬼怪。古罗马人甚至希望死后的人生也是一场盛宴,他们会将热闹的婚礼雕刻在石棺上。此次展出的一个名为《美好生活》的石棺,刻画的是酒神狄奥尼索斯和阿里阿德涅的婚礼,人马、人狼、长着翅膀的丘比特和山羊神潘恩等宾客在婚礼上共饮狂欢,一派声色犬马。这个石棺在15 世纪20 年代被置于罗马的圣母大教堂内,因而激发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对古典艺术原作的追求。
为了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每一个古老的文明都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神兽,当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以神兽为主题的艺术品被集合在一起,不难发现它们虽然在细节上千差万别,整体的造型和寄托的诉求却惊人的一致:或集合不同动物的特性于一身,或半人半兽,甚至拥有特殊法力;无论正邪,其背后的神话传说无外乎表现了人们远离威胁、拥抱福祉的美好期盼。即便到了现代社会,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和对科技的掌握已经使大量原本无法解释的事情不再神秘,但是神禽异兽依然是艺术家们钟爱的创作对象,依然是人类探索自然与文明、生与死、人与神、已知与未知、自身与他者的重要媒介。这种模糊而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似乎并未因科技带来的明确性而丧失魅力。来自墨西哥的艺术家费利普·林纳尔斯1992 年创作的近一人高的五彩《墨西哥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据传,费利普的祖父佩得罗病危时梦见一群这样的异兽,后来便不药而愈,所以龙成为了这个家族健康和幸运的象征,制作龙与龙饰也成为他们代代相传的经典手艺。
不同文化中的龙
在许多文化中,都有一种形象似蛇又似爬虫的庞然大物,中国人称之为龙。其实在不同的年代、地区,龙的涵义千差万别。展览将这些形体相似但象征意义完全不同的龙并置在一起,它们在神态上的细微差别便在对比中被放大了。它们有的可爱,有的威严,有的邪恶,即使不看展签上的说明,也能直观地判断它们各自负载了怎样的象征和寄托。
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龙一贯被视为祥瑞之物,能治水、兴云雨。龙的形象同时还是中国帝王的象征,不能被随意使用。在展览的第一部分“龙与蛇”中,除了有出土自中国山西的《镇宅之龙》外,更多地挑选了来自世界各地关于龙的造像和绘画作品。比如18-19世纪的鎏金铁制铰接摆饰《日本龙》。这条活铰铁龙由盔甲组件铸造世家“明珍家族”的一位后人所制,龙尾部所持的金剑极为精致,而这一设计与日本密教的传说相关。在日本密教中,龙与剑合一的俱利伽罗龙王,是凶猛守护神“不动明王”的象征,常被刻在武士刀的刀身上作为装饰。
早期传说中的神兽, 不少均来自远古的中东。美索不达米亚的角龙马什哈什舒(Mushhushshu),既是凶猛残忍的恶魔,又是法力高强、与人为善的守护神。巴比伦喀西特王朝的界碑石上所刻的龙,则正好表现了龙在中东地区的远古传说中魔幻般的力量。这块名为《马杜克与龙》的界碑石完成于美里·什帕克统治年间,遍刻神灵的符号,充满宗教和神话意象,其中包括马杜克和他的龙。马杜克长着胡子,身穿长袍,站在躺于地上的马什哈什舒旁边。在神话里,马杜克降服了马什哈什舒,后者遂成为马杜克的守护仆人。这对神灵的形象具有保护石上所刻的法律文件的力量,而界碑石上记载的,则是喀西特王美里·什帕克对前朝帝王所授农地的继承权争议问题所作的裁决。类似的界碑石通常被置于庙宇内,永远记录着分封土地的史料。
欧洲的许多龙的形象和象征也是由角龙马什哈什舒发展而来,但是强化了它身上邪恶的特质。基督教认为龙一般都与魔鬼为伍,唯有赫拉克勒士、圣乔治这样的英雄才有能力消灭它们。16世纪初在俄罗斯制作的圣像画《圣乔治屠龙传说》,便刻画了这一广为人知的基督教故事。画中,长有双翼的恶龙被基督教勇士圣乔治的战马踩在蹄下,并被长枪刺进咽喉。与中国龙强壮威武而神采奕奕的形象不同,这条龙显得瘦削而狡猾。
以恶制恶的邪灵
据传斯里兰卡有一位国王,出征打仗回来,发现王后有了身孕。随从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国王愤而将王后杀死,但王后肚子里的孩子却奇迹般地存活下来,并在流放地长大成人。这个孩子就是恶魔之主库拉萨尼亚。库拉萨尼亚要为母亲报仇,遍寻草药,回到皇城散播疾病,使当地人纷纷得病。这时佛祖出现,劝他放弃对无辜的人的惩罚,库拉萨尼亚便向佛祖道出了自己的悲惨身世。佛祖因同情而提供了一个折中方案——“当得病之人向你奉献祭品,你要让他们痊愈”。展览中相当引人注目的一件展品《驱病》便与这一传说有关。这件来自斯里兰卡的木雕有1米多高,中部是恶魔之主库拉萨尼亚,两侧各有9个不同的脸谱,代表他创造的18恶魔,会引发特定的疾病。这个木雕其实是巫师驱病时使用的面具,18个面谱代表不同的疾病,包括中风、聋、哑、痉挛等。巫师戴着面具在病人面前跳舞,当病人献上礼物,库拉萨尼亚便会解除彼此之间的关联。这个传说恰好体现了人们面对邪恶神灵的复杂情感,同时直观地诠释了展览中“畏惧与庇佑”的主题。
关于邪恶神灵的部分“畏惧与庇佑”提示观众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即人们一边惧怕怪物,惧怕它们所昭示的灾难,一边又借用这种恐惧来自我保护。这种“以恶制恶”的思路似乎没有地域的界限,在各个文明中均有迹可循。美索不达米亚人把魔王帕祖祖当作护身符,让它震慑另一恶魔拉玛什图,以防拉玛什图掳掠小孩以及伤害分娩中的妇女。人们也透过魔杖、符咒等法术来抗衡妖魔的法力。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四凶”之一、贪残的怪物饕餮,也常被用作古代钟鼎彝器上的装饰。为了驱魔辟邪,人们常把怪物的雕像或者代表邪恶力量的物件摆放在屋顶、大门、路口,或悬挂在摇篮上、放置于坟墓中,也有人当作首饰佩戴,或作为衣服的图案。
“怪物虽天生恶脸,却能给人安全感。”事实上,在恐惧之中,往往隐藏着比单纯的喜爱更致命的吸引力。看似矛盾的心理,其实是人类内心邪恶的妖魔在某种程度上的外化。人们很少直接承认内在的邪魔,而更容易将不幸与疾病归结为外魔入侵,只有树立了明确的敌对方,内心黑暗力量的存在与释放才具备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