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危屡安
故宫博物院草创时期,中国政局乱象丛生。政府走马灯似地换,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每有风吹草动,当权者都会想方设法折腾折腾故宫。
故宫博物院成立5个月后,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开战。战火烧至天津大沽口,日本军舰加入战团。国民军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而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要求段祺瑞撤除大沽口的国防设施。1926年3月18日,5000多北京各界人士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恼羞成怒的段祺瑞当局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开了枪,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政府认为“三一八”都是共产党在背后煽动的结果,于是下令通缉共产党。故宫博物院的理事长李石曾曾经组织过赴法勤工俭学,后来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周恩来、邓小平等当年都是赴法留学的青年学生。理事易培基与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相交甚好。于是,李、易这两位故宫博物院的核心人物都上了段祺瑞的黑名单。好汉不吃眼前亏。李、易二人得到消息,都避居到东交民巷瑞金大楼里去了。可这样一来,刚刚步入正轨的故宫博物院,真真成了群龙无首。
于是,故宫董事联席会议推举了卢子嘉、庄蕴宽两先生做维持员。这两位老先生在社会上声誉甚高。当年袁世凯称帝,全国60位约法会议员,59个表态支持,唯有庄蕴宽一人拒不合作。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担纲故宫,自然防的是清室遗老借机生事。后来证明老先生果然不负众望。
庄老主持故宫的时候,正是故宫经费最紧张时。故宫的普通员工一度因为领不到薪水,都罢工了。可庄蕴宽就是咬住牙不向段政府开口,他担心一旦拿了段祺瑞政府的钱就要听命于它,况且这个政府能维持几天谁也不知道。庄蕴宽以个人名义向东方汇理银行借了三万元钱,再加上每月的门票收入,大概一年的开销可以无虞了。
刚刚解决了经费问题,段祺瑞政府就倒台了。此后,北京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权力真空,海军背景的杜锡珪进京组阁。
上台后,杜锡珪虽然否决了清内务府的回宫请求,却琢磨着把故宫的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1926年7月,杜锡珪政府决定改组故宫,把故宫博物院原来的董事们都踢出局。
这种情况下,一无权二无钱的故宫同仁们胳膊拧不过大腿。但他们提出,满足三条原则才肯移交:一、不得还给溥仪;二、不能变卖;三、不能毁灭。代表故宫方面跟政府交涉的陈垣先生强调:“如要接管,必须组织点交、接收两个委员会,点完一处,移交一处。”比如交人家一箱物品,不清楚里面是什么,怎么交接?若少了什么,谁来负责?
北洋政府和想挤进故宫管理层的清室遗老怕夜长梦多,都想赶紧接收故宫,可是于情于理他们都无法反驳“点交清楚才能交接”的要求。恼羞成怒下,他们竟然把陈垣先生给抓了。后来经过多方据理力争,抓人的宪兵司令部王琦才不得不放人。王琦后来提到此事,怒不可遏地说:“这个姓陈的太可恶,他还硬不肯走,问为什么抓他。”
陈垣的风骨,一时被传为美谈。也正是有这么多硬骨头的文人拼死保护故宫,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故宫才能屡次转危为安。